这样礼义与师法通过个体积渐与专一产生了内外合一的教化合力。
自然，孔子的天命观不是悲观的宿命论，他认为上天赋予自己以身弘道的神圣使命，这种使命感能激发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怨天，不忧人（《论语·宪问》）的豪迈。凡非天性而人作为之者，皆谓之伪。
二、向内与向外 性善还是性恶？这是儒家法哲学绕不过的话题，孔子没有对此明确表态。所以，惟心之谓与，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荀子·王制》）。23 范氏曰: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7，第513页。
（《论语·子罕》）无知的知就是经验知识，叩其两端而竭焉就是问道。既然圣人是常人通过学习积累而成，那么，人皆可得善，人皆可成圣。他还特别标明此则鄙人畴昔变法之志。
正如陈独秀所说：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袁世凯窃国后，伴随着封建帝制的死灰复燃，传统的孔经便也就借尸还魂了。为了洗汰清王朝统治下尊孔读经沉淀的封建主义渣滓，尽快让民主思想沁人心脾，中华民国在文化教育领域采取了一系列革命行动。议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祭孔之日，仍从大祭，其礼节服制祭品，当与祭天一律。
虽然在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各级学堂管理通则》中仍规定各学堂集会仪式必须向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大礼。在利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宽松氤氲而发起成立孔教会之后，为了弘化其以孔教为国教的迁腐庙谟，康有为竟兀自哀号：自共和以来，盖国魂死矣。
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损益可知，著于《论语》。清末新政中对儒家文化破击力最直接、最强烈的是教育改革。并非空穴来风，实乃时势所造。
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由于民初帝制复辟与尊孔读经逆流的刺激而发生的，其以自由的精神与进化的观念来倡导民主与科学正是为了从反封建思想文化的启蒙角度替辛亥革命补课。因为尊孔读经之神道与封建专制之皇天在两千多年间的历史结合，积淀了巨大的传统能量，以至于清末民初凡搞封建专制必行尊孔读经，以至于清末民初无论搞改良性变法新政还是搞革命性社会变动，都不能回避对尊孔读经或信从或否定的抉择。与之同时，全国各省也都在省会文庙举行隆重的祀孔大典。恰如恩格斯所论：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生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
无政府主义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大潮中的一条激流，此派人物对孔经的荡涤是惊世骇俗的。要求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祀孔子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永远。
9月25日，袁氏又发布《亲临祀孔典礼令》，一边诬骂坚持民主共和的革命党为土匪禽兽，一边散布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之怪论，并于9月28日旧历秋仲上丁，统率文武百官赶到孔庙，头戴平天冠，身著古条服，于清晨的俎豆馨香之中对以前封建帝王曾礼拜过的孔圣牌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四、帝制死灰复燃与孔经借尸还魂 随着每一次社会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
清末新政，造成了以西用淹压中体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孔子之常经以及常经所承载的三纲五常政伦思想之无形消解便会成为西太后等封建统治者最不愿看见而又无能规避的事实。从此，儒家经学由仅供皈依奉拜的封建官方哲学转化成了国民人人可以切磋研究的学术文化科目之一，孔子因此而回到先秦诸子之林，经书因此蜕化出古代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孔子是被封建皇帝拉进庙堂里去的，这时又因封建皇帝的倒台而被逐出了庙堂。康有为对以孔教为国魂有一番冠冕堂皇的诠释：孔子为中国改制之教主，为创教之神明圣王。在新的世纪里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必须弘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而要弘扬传统的优秀历史文化，则又必须坚持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辩证统一的科学的理性原则，对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更是如此。他还进一步揭露孔经与封建统治之关系，秦汉而还，孔教统一，夫孔教之良，固也，虽然，必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
殊不知道，《周礼》有太卜的官，是掌《周易》的，《易经》原是卜筮的书，古来太史和卜筮测天的官，都算一类，所以《易经》也是史。这既是对辛亥革命在反封建思想文化启蒙方面教训的总结，也是对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原因的一种诠释。
在封建统治铁幕的经学时代，为学而尊孔读经本属天经地义之事，在清末却要对此做那么多苛刻的硬性规定以求保证，这种反常与过敏，不啻是儒家文化由荣而衰的不祥征兆。但是，封建专制主义经两千多年积聚的社会能量的释放却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的，况且其反弹性的危害也是不容忽视的。
此正袁氏执政以来，吾人所以痛心疾首于孔教而必欲破坏之也。鲁迅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历史批判：从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了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仅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礼的人们穿了起来。
这份文件不乏承接戊戌维新余绪，痛改前非，除旧布新之意，但其虽貌似中西混同，新旧折衷，然实则中西有别，新旧难融。封建帝制与尊孔读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矣，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要求小学堂以2/5的课程读经讲经，高等小学堂以1/3的课程读经讲经，中学堂以1/4的课程读经讲经，大学堂特设读经科，中小学堂另须每天温经半小时。这种君权神授色彩的经说在历史上是最大的政治传统，汉代以后历朝统治都难逃其影响。
1914年元旦，袁世凯强行解散国会后，帝制复辟已显山露水，尊孔读经的复古活动也愈加紧锣密鼓。此书以西学中源说为清末新政提供托古改制的孔经理论根据，是孙氏精研古文经《周礼》20多年政治思想之外烁，与其集《周礼》研究之大成的传世之作《周礼正义》是互为表里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用民主、自由的利刃，从法律上根本剥离了孔经与国家政体的关联，正式宣告了孔经纲常名教封建旧国宪的死刑。这是一份名副其实的排孔征言，对20世纪历史上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孔反传统思潮具有深远的文化影响。
闻者骇吾言乎？盍思乎世运者进而愈上，人智者浚而愈莹，虽有大哲，亦不过说法以匡一时之弊，规当时之利，而决不足以范围千百万年以后之人也。……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混融中外之迹。
临时政府成立伊始，教育总长蔡元培即于1912年1月19日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与《普遍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两大革新章程，明确宣布：凡各种教科书，务必符合中华民国宗旨，前清学部所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储种蠡九术之谋，以大雪雠耻。学理而至为他种势力所拥护所利用，此孔教之所以一文不值也。
今日本人家诵《论语》，国尊儒学至矣，是以有乃木之感。若废弃孔子，则中国之教化尽矣。
若日本之强，以欧美之政治物质，为其皮肤。但是，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毕竟对尊孔读经构成了空前的威胁。
1912年2月，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对前清学部颁布的以忠君尊孔为主体的教育宗旨进行了批判，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创造性地提出了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感五项教育方针。庚子国变之后，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凄惶惊恐中悟出了维新的必要性，1901年1月29日发布了表示与民更始的新政上谕：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